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日本高等教育切莫實施自殺式教育政策

Kevin Rafferty原作

李明洋摘譯、改寫*

The Japan Times / 2015-10-13

原文網址: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10/13/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japan-avoid-making-suicidal-education-mistakes/

重點摘譯:

今年(2015年)6月份,日本文部科學省向全國86所國立大學校長發出了一份通知,要他們將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轉換成當局認為"具有較大利益"的類科。在這項要求的背後,顯然隱藏著"若不照做,你將得不到經費資助"的訊息。

三個月後,在遭受強烈反彈之下,文部科學省宣布該紙命令遭到了曲解,表示該部並非要求廢除人文學科,而是希望(國立大學)能更有"成效",以及希望(國立大學)畢業生"有能力在全球環境當中脫穎而出"。遺憾的是,日本當局犯了太多的錯誤。

其中一個錯誤是,製造人文和科學之間的分歧。還有一個錯誤是認定大學的學習(成果)係服膺於政府的效能指數(efficiency index)。而令人感到震驚的(錯誤)是,安倍政府認為可以透過法令改變世界。尤有甚者,除了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外,日本各大學都沒能擠進世界大學的排行榜,而且也都不清楚該如何將學校打造成具國際性的大學。

教育部官員宣稱文部科學大臣的要求遭到曲解的說法是騙人的。文部科學大臣寄給各大學校長的那封長信,是企圖愚弄義憤填膺的關係人,包括抨擊該政策"離譜"的滋賀大學校長佐和隆光,以及質疑該政策的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Keidanren)在內。

在一個政府背負著沉重債務及人口下降的時刻,日本政府確實是必須謹守每一分錢。然而,在謹守每一分錢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日本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經費只佔全國收入的0.5%,不及OECD平均(1.1%)的一半,是OECD富裕國家中比例最低的國家。

"改革"和"成效"向來就是政府官員的口頭禪。有一位日本資深官員表示,當局期盼日本各大學能在提升全球地位,加強區域發展,以及發展專門性研究等3項"使命"上做選擇。政府將根據各大學所選擇的使命,以及為達成該使命所提出的計畫,來提撥資金。

然而,隱藏在"效能"背後的思維是把科學教育視為一部香腸製造機(sausage machine),只要投進100日圓,就可以立刻得到1公斤重的產品。美國和英國的大學也有類似的趨勢,將大部分的資金都投資在科學、資訊、工程和數學等所謂"STEM"領域,以期能夠快速地在就業率和經濟成長上得到回報。

然而,開創性的科學研究鮮少會去迎合政府的期盼。Albert Einstein就曾說過:"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那麼這就不叫研究了,不是嗎?"即使科學真的為實務帶來了效益,過程也往往是曲折多舛的,例如Howard Florey花了10年以上的時間才把Alexander Fleming發現的盤尼西林(penicillin)製成了抗生素;而去氧核醣核酸(DNA)的測序工程則是早在1869年,由瑞士的生物學家Friedrich Miescher首開其端。

對人文學科的認識將有助於科學上的創新。哲學是數學的磁石(lodestone),數學則是科學之王。英國哲學家Bertrand Russell對哲學和語言的研究,促進了現代電腦科技人工語言的發展;丹麥物理學家Niels Bohr在尋求及瞭解電子的過程中,也深受立體主義(Cubism)和同時性原則的啟發;Earl Bakken之所以發明出心律調整器,也是從節拍器獲得靈感;醫療用支架及汽車安全氣囊的誕生則均受摺紙的啟蒙;此外,3D印表機、掃描器、雷射切割機和路由器(computer-controlled routers)等產品,也都是藝術、科學和商業等領域的共同結晶。

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院長Stephen Beal即表示,科學是尋找答案,藝術則是尋求問題;他並引用美國作家James Baldwin說過的一句話:"藝術的目的是要揭露那些被埋藏在答案背後的問題(purpose of art is to lay bare th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hidden by the answers)。"此外,因提出夸克(quarks)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Jerome Friedman則對我說:"永遠不要停止發問。"

有鑑於日本年輕人接觸的領域日益偏狹,潛藏在各種電子設備背後的,是較之以往更需人文學科的滋潤。對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說,除應建立起厚實的英文和中文底子外,也必須學習文明史和哲學。為了國家的未來著想,畢業後成為管理者、推銷員、官員,甚或政治人物的日本大學生必須將眼光放遠

即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醉心於將至少10所日本大學擠進全球大學排行榜前100名,但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最新公布的大學排行榜,日本只有2所大學位居前200名,其一是東京大學排第43名,另一是京都大學排第88名。大阪大學則是從157名大幅滑落至251名至300名之間。

大學要做的應該是開闊年輕學子的視野,讓他們去接觸新的觀念,新的問題,而不是對當局無理的命令百依百順。全球最好的大學是為最偉大的思想提供空間,讓來自藝術、哲學和科學等領域的人才,彼此交流、競爭,甚或彼此衝突。

所有日本教育的相關人士應該思索以下幾個日本大學的不足之處:孤立、官僚氣息濃厚,以及過於仰賴政府短視近利的資金資助。國立大學的經費來源有55%來自政府的補助;28%來自醫院收入;16%來自學費;雜項收入則不到1%。但反觀美國和英國最好的大學,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是企業資金和校友的捐助。

喜歡大權在握的安倍首相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也讓大學校長大權獨攬,掌控人事任命的權力,以取代以往由委員會推舉的模式。然而,這是錯誤的決定,因為有太多的日本大學校長係由內部決議,而且缺乏管理的能力,結果淪為官僚的棋子。

如果我們把成立於1096年的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和成立於1931年的大阪大學拿來比較,就會覺得非常有趣。目前,牛津大學的校長Andrew Hamilton教授在2009年上任該校校長前,從來就和牛津大學沒有任何關係。他在艾克斯特(Exeter)、不列顛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和劍橋(Cambridge)度過了大學和研究所階段,之後到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進行博士後研究,並先後在普林斯頓(Princeton)、匹茲堡(Pittsburg)和耶魯(Yale)大學擔任化學教授及耶魯的教務長。如今,Hamilton即將前往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擔任校長,於是牛津大學在國際上尋求繼任者。最後,由聖安德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前校長Louise Richardson出線,成為牛津大學有史以來的首位女校長。Richardson為愛爾蘭籍的政治學家,出身於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以及哈佛大學。由此可知,牛津大學是刻意挑選國際上最優秀的人選來擔任該校校長。

大阪大學,就像日本大多數的大學,是由本土人士擔任校長。2011年擔任大阪大學校長的平也俊夫是一名傑出的免疫學教授,除了在熊本大學(Kumamoto University)任教4年外,其求學及職業生涯全都在大阪。他極富創意,並誓言讓大阪大學擠進全球前10大。然而,他卻因獨斷專行而陷自己於困境之中。例如,他決定提撥大阪醫院1%的利潤給大阪大學,以增加該校的校務基金。這個想法固然很好,但不該在沒有和醫院協商並徵求同意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此外,調降員工8%的薪資,以及要求減少10%教職員缺額的作法也有損其聲譽。平也俊夫在擔任4年的校長後被他的老對手所取代。新任校長西尾章治郎為東京大學學士、碩士及博士,不過從1992年開始,即進入大阪大學任教迄今,所以也算是校內人士。他的座右銘是:"利用個人的真實價值,以成就阪大的發展"。

日本大學必須勇於面對政府,並減輕其依賴政府資助的程度。那麼,日本的企業能夠提供資助嗎?當然可以。理由是日產汽車(Nissan)贊助牛津大學的日本研究所進行研究,而豐田汽車(Toyota)則是挹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學院5000萬美元設計智慧型汽車。

日本財政部應該讓捐款給大學的人士減稅,如此一來,日本大學將能在有意願和慷慨的企業支持下,將藝術和科學予以結合,為世界奉獻一己之力。切莫屈服於不學無術的政客,因為他們只知道價錢為何,卻不懂得何謂價值,否則日本將會就此沉淪。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Kevin Rafferty畢業於牛津大學,為記者和評論員,曾任職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曾於大阪大學學術活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cademic Initiative)擔任教授。

(*本文取得The Japan Times中文翻譯授權,本人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