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面對的美國教育真相(下)

Pasi Salhberg講述

李明洋、盧宜虹摘譯、改寫*

Wellesley College / 2016-10-13

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gbfLWtk-zCc

重點摘譯:

最後，我將美國的教育真相總結成以下三點:

第一點，當今美國採行的教改想法不曾讓哪一個國家的教育變得更好。舉凡世界上採用類似美國教育體系的國家，其教育改革往往是無法成功的，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的改革係朝向競爭和標準化的方向前進。然而，誠如OECD所說，表現卓著的教育體系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

第二點，雖然由美國人所提出的許多教育理念讓其他國家的教育變得更好，但這些理念卻未曾落實在美國的學校。你一定會問為什麼?為什麼美國不採用這些成功的教育政策呢?我的答案是下面3個理由:

1.缺乏共享的教育政策；

2.不適當的經費運用；

3.政治化的決策。

第三點，美國公立學校教育體系並沒有瓦解，只是被極度不平等的社會所影響。如此不平等的社會是很難經營出平等的學校教育體系。現在我給各位看的是一張收入不均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係圖。

圖11 收入不均與學生學習成就關係圖
(修改自Pasi Sahlberg, 2016, youtube)

在圖11中，橫軸代表的是收入不均程度，愈往右邊表示收入愈不均等；縱軸代表的是學生學習成就，愈往上表示成就愈高。由這張圖所呈現的資料可以看出，美國和芬蘭這兩個截然不同國家的表現，美國的情況是高度貧富不均，低度學生成就;而芬蘭則是高度學生成就，低度貧富不均。我們從這張圖還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收入不均和學生學習成就呈現負相關的情形。(亦即貧富不均情況愈嚴重的國家，學生學習成就愈低)。

現在我們再來看另一張圖，是呈現出女性政治充權賦能(Political empowerment)和母親品質(Quality of motherhood)之間的關係。你一定會納悶，女性參政程度和母親受到對待程度，這兩者間的關係和教育有何關聯。我們不妨想想，一旦女性參政，在政策決定上有發聲權，她們就會對攸關家庭、子女和母親等議題起到決策上的重大影響。

圖12 女性政治充權賦能與母親指數關係圖
(修改自Pasi Sahlberg, 2016, youtube)

在圖12中，橫軸代表女性擔任國會議員的比率，愈往右邊表示女性參政比率愈高；縱軸代表"母親指數排名(Mother Index Rank)"，這是國際組織"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針對各國所做的排名，愈往上代表排名愈高(母親愈受到妥善的對待)。從這張圖所呈現的資料可知，美國在女性參政和母親指數這兩項表現都是低標，排名倒數第2，而芬蘭則是兩項都最高。如果我們有權投票給女性，這永遠不會是個浪費，因為她們能帶來更不一樣的改革。

很多人問我，美國的教育是否還有希望?我住在美國10年，所以自認為對美國這個國家的現況還稍有認識。我想，是的，還有希望!但有時只是讓我覺得希望渺茫，就如同英國前首相Winston Churchill所說的:"當美國人已經嘗試過所有的方法後，你總能夠指望他們做出正確的事。"雖然這是句恭維的話，但我認為美國人並不需要再去嘗試所有的方法，因為已經有加拿大和芬蘭等國家可以供美國借鏡。

誠如Diane Ravitch教授所說的:"如果我們忽視貧窮會影響孩子們學習的這個缺點，我們的學校就不可能會獲得改善，在貧困中長大的孩子更需要諸如學前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額外的資源。"如果沒有像Diane和其他許多學者致力於改善教育現況，美國的教育可能還會更糟，但我相信美國的希望就在於你們自己本身。

圖13 忽視貧窮的影響力將無法使教育獲得改善
(修改自Pasi Sahlberg, 2016, youtube)

[[提問與回答]]

以下是現場觀眾提問，Sahlberg教授回答的內容:

問1:我想知道您對種族多樣性的看法。在美國，我們能做怎樣的改革呢?

答:這大概是我被最多人問過的問題。芬蘭和美國是文化和社會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但我認為美國最大的挑戰就是平等能否落實，平等就是很多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當然，芬蘭或瑞士等歐洲國家也在追求平等，譬如興建學校時，我們也用多樣化的資源來興建學校，只要學校獲得的資源夠多，能做的事情也會比較多，例如社區大學如果能夠擁有較多的資源，就能促使他們更加多樣化，而這些都必須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達到。


問2:我在思考您之前提到有關教育體系改革不成功的議題。美國常常追求權力，當得到權力時只在乎自己所擁有的，也期望自己成為最好的。我想知道，在和改革成功的國家相比，美國的觀念是否和他們有所差別?

答:這是個好問題，我想我們可以看看加拿大，我認為他們改革得很好，我想我的回答是，如果認為芬蘭和美國的文化、社會相差太多，那麼不妨以加拿大為範本，加拿大與美國使用同樣的語言，地理位置也比較接近。我不認為要拿美國跟芬蘭來做比較，就像芬蘭常把自己拿去跟瑞士做比較，相對的，美國應該去和加拿大做比較，在文化或社會較相近的情況下，較能看出自己的缺點。


問3:您之前說到，擁有良好教育體系，將有助於擁有更好的師資與資源。您認為美國現在應該在哪方面開始著手改革呢?

答:這也是我在美國常被人問到的問題。當然，我希望能有不必花錢的方法。在美國，標準化可以說是所有議題的原則，這也是你們一直被要求要做的事。如果你是負責政策改革的人，那麼我認為你可以減少測驗，然後將這些錢拿來改善學校教育。如果你是經營學校或是學區負責人，那麼我認為你能做的最大改變就是確保讓每個孩子都有玩樂的時間。我在美國的這10年當中，我看到的是美國當局大幅度縮減孩子的下課時間，這就是芬蘭和美國的不同之處。在芬蘭，每上60分鐘的課，就包含15分鐘的下課時間，這是法律所規定的，也是孩子們的權利。相對地，這也讓教師和孩子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認為這是你們可以嘗試去做的事。就我所知，在德州，就有3所學校嘗試這麼做，他們重新安排課表及時間，讓孩子能有更多的下課時間，教師也能互相合作。其實只要換個想法，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問4:我的提問是有關加拿大的問題，是關於您之前提到的女性參政的議題。我是一位祖父，有3個加拿大籍的孫子，他們的媽媽也有工作，而且既盡責又能顧好家庭。在您所放的圖表中，加拿大大約是位在平均值的中間位置，但在2015年，加拿大總理Justin Trudeau決定內閣席位中有一半為女性。當我們問他為什麼時，他說因為是2015年啊!我想請問您對於平權內閣的看法，以及這些父母親該以工作或是家庭為重呢?

答:我想以芬蘭的例子來做說明。大約在30年前，我們就要求政府的員工至少必須有40%為異性，我想這是蠻平等的，讓男女都能平等的參與決策。在北歐國家，我們給予孩子權利，我想這就是(北歐各國和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如果(教育)決策者主要為男性，他們可能會把權利交給家長，而不是孩子。我想請問各位，美國有在法律上給予孩子權利嗎?沒有!我想在北歐國家，在溝通決策上，我們會給予兩性發聲。我想加拿大也和美國不同，畢竟美國女性參政的比率只佔20%。如果我是美國總統或是麻省州長，在做決策時，我會希望平等的聽聽兩性的意見。這是個長遠的計畫，北歐國家執行了30年，但這是令我們非常引以為榮的!另外，我想瑞士是第一個落實性別平等的國家，連私人公司都至少要有40%為女性員工。


問5:我想請教您有關班級人數的問題。近10年來，美國的班級人數逐漸減少，在與其他國家比較的圖表中，有些國家的班級人數較高，想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想在新加坡、中國、南韓等亞洲國家，由於人口數量較多，所以班級人數通常比較多。在芬蘭，我們平均一班大約有16至18個學生，當然不同的學校會有所不同，而現在芬蘭的教育較傾向於個別化，減少標準化，我們希望讓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以及未來的發展。我想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不外乎是因為法規，比如一個班級中若有25個學生時，就必須配置兩名教師，當然這樣的做法必須花較高的成本。但我認為，班級人數多寡是攸關教師能否做更多事的關鍵因素。


問6:誠如您所說的，美國缺乏共享的教育政策，所以我想請教您對於"共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有何看法?

答: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就我而言，共同核心課程不像政策，倒像是理念。共同核心課程是個極具爭議的議題。我認為所謂的教育政策應該是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創立，以及一起改進的事情。共同核心課程的主要理念我是認同的，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像是有共同的骨架和有效的計畫，但問題是，共同核心課程是誰的主意?誰對這有興趣?誰是背後的主使者?共同核心課程的問題並不在於這是不是個好主意，而是這些資金是否真的用於改進教育。對我來說，共同核心課程並不是個教育政策，而是個在教改過程中的零碎元素，我覺得還有更多的政策及方案可以做參考。


問7:我是一位在波士頓任教5年的老師，我想先回應一下前面的發問。我們學校由於城市的人口劇增，所以四年級一班有25個學生，僅配置一位老師。我的問題是，我發現許多優良的教師離開了教學現場，是為了替教師發聲及為教育政策做努力，但是學校仍然需要有高品質的教師，對此，我們該如何在這中間取得平衡呢?

答:以我個人最好的經驗是教導年輕的教育家，其中大多數是教師。我教導他們教育者的力量，運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教育，可以自己寫部落格或是透過社交媒體來發表意見，我認為這是最能影響你們工作的，你應該試試看!Diane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將想法分享給大家，我想年輕的教師應該可以做的更多，這是最迅速改變社會的方法，你也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去投稿，或許能出書來改變世界!

延伸閱讀: 不願面對的美國教育真相(上)

作者簡介

Pasi Sahlberg為芬蘭籍教育學者，擔任芬蘭國際行動與合作中心(Finland’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Cooperation)主任，並兼任Helsinki及Oulu大學教授。此外，亦是國際著名教改學者，曾任職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被許多國家聘請為教育改革顧問。著有暢銷書"Finnish Lessons: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及該書續集"Finnish Lessons 2.0: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

(*本文摘譯及改寫自Pasi Sahlberg教授在美國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所做的演講，講題為"The inconvenient Truth About American Education" ，有興趣觀賞完整演講者，請點選下方youtube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