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 星期六

標準化測驗氾濫的美國教育現場

Pasi Sahlberg原作

李明洋摘譯、改寫*

PasiSahlberg.com / 2015-12-08

原文網址: http://pasisahlberg.com/the-myth-about-the-myth-about-standardized-testing-in-the-u-s/

重點摘譯:

2015年12月7日,就在OECD教育部門官員Andreas Schleicher剛赴美國白宮參與教育峰會,宣稱美國並非一個考試負擔沉重的國家,且標準化測驗也不是改善教育的絆腳石後,知名媒體"Hechinger Report"卻刊登了一篇標題名為"教育迷思:美國學生考試過多"的文章。

按照Schleicher的說法,標準化測驗必非美國教育的問題。但請等一下,就我參訪許多美國的學校以及和眾多美國的家長與教師討論所累積的經驗,卻和他的說法完全相反。我非常清楚,阻礙美國學生進行更務實的學習,讓學校有更多時間教導學生音樂和藝術,以及讓學校成為充滿好奇、創意和培養學生興趣之所在的主要絆腳石,正是標準化測驗。

我不斷地從美國的學校校長那裡得知,每年有高達1/3的教學時間會被拿來考試,以及做與考試相關的活動;也有數十所學校的數千名教師告訴過我,他們的學校沒有下課休息時間,也沒有多餘的時間上體育課或音樂課,因為時間都被拿去做例行性的考試。

不只是考試本身,還包括伴隨高利害關係測驗而來的諸多現象:恐懼失敗,為考試結果感到壓力,以及不論在校內或校外都要為考試做準備。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有哪個OECD會員國會像如今的美國一樣,只因為標準化測驗主宰著各教育階段,導致作弊和腐敗有如家常便飯般地充斥在校園裡。

Schleicher在他的部落格上寫道:"多年來,我學會了與其相信專家的意見,倒不如相信學生在課堂上真實表現的(成績)報告。"但是,青年學子如何分辨標準化測驗和課堂上非標準化評量之間的差異呢?如果說芬蘭的15歲學生表示他們一年有3至5次的標準化測驗要考[註],那麼顯然他們並不清楚什麼是標準化測驗,更何況他們從來就沒做過標準化測驗,又怎麼能夠辨別得出來呢?

就我而言,我比較相信專家所做的量化研究和數據。根據大都會學校理事會(Council of the Great City Schools, CGCS)在2015年10月份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美國有66個學區的學生,在他們幼兒園到12年級的教育歷程中,參與過的考試數量高達112.3個,值得注意的是,這還不包括隨堂考,為身障生或非英語裔學生舉辦的診斷性測驗,由學校發展或規定的考試,或由教師自行設計的診斷性測驗。該研究指出,這些學區的學生平均每年會有8個標準化測驗,其中包括兩個"沒有一個孩子落後(NCLB)"法案規定的考試(閱讀和數學),以及兩個科目各3次的形成性測驗。我認為這樣的負擔實是太重了,因為這樣的數目足足是芬蘭的8倍之多。

Schleicher寫道:"在OECD各會員國中,實在很難找到(和美國一樣)從測驗當中能獲得如此豐富數據的國家。"他說的沒錯。不過,他預期從學生那裡得到的數據會比從專家那裡得到的數據更為可靠卻是錯的。就在今年初,有高達20%的紐約州學生選擇不參加例行性的標準化測驗,這充分顯示出學生和家長都認為學校的考試實在是太多了。

最後,Schleicher在進行國際比較時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經常誤用了績效責任,把標準化測驗的所得資料拿來評鑑教師、學校和學區,以及把PISA的結果拿來做為評估整個教育體系的工具。CGCS的研究結果證實了"4年級和8年級生在國家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閱讀和數學測驗的表現和例行性考試的數量沒有相關。"因此,與其建議美國當局繼續花大錢研發更多的標準化測驗,倒不如將那些錢投資在改善現有的測驗還比較有幫助。標準化測驗是個正在不斷茁壯的全球性產業,學校的考試愈多,那些產業就愈有利可圖,只要讓我們的孩子不斷地考試,他們就可以(繼續)獲利

註:因Schleicher引述PISA 2009的數據指出,芬蘭學生表示每年接受3至5次的標準化測驗,但事實上,芬蘭學生直到16歲高中畢業時才真正接受唯一的一次標準化測驗。


作者簡介

Pasi Sahlberg為芬蘭籍教育學者,擔任芬蘭國際行動與合作中心(Finland’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Cooperation)主任,並兼任Helsinki及Oulu大學教授。此外,亦是國際著名教改學者,曾任職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被許多國家聘請為教育改革顧問。著有暢銷書"Finnish Lessons: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及該書續集"Finnish Lessons 2.0: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

(*本文取得Sahlberg教授中文翻譯授權,本人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