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芬蘭教育

Crawford Kilian原作

李明洋摘譯、改寫*

The Tyee / 2013-03-26

原文網址: http://thetyee.ca/Books/2013/03/26/Finnish-Schools/

重點摘譯:

不妨想像一下，有某個打從加拿大遙遠地區前來的業餘冰球隊，和國家冰球聯盟(NHL)的每個職業球隊較量，結果無論是滑冰技術，射門技巧，還是攻門得分，都技壓群雄。而且還一次又一次地歷史重演，長達10年之久。

您應該能夠想像，那些尷尬的職業球隊必定會嚴密地監看著這個業餘球隊。這些傢伙是何方神聖?他們的教練是何許人也?他們的訓練有多辛苦?他們的致勝秘密究竟為何?

這就是10年前，當位居遙遠北國的芬蘭學生在國際學科評量獨佔鰲頭以來，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對芬蘭所抱持的態度。尤有甚者，芬蘭教育所採行的方式根本就和各國教育所教導的致勝之法背道而馳。

正因如此，芬蘭學者Pasi Sahlberg的曠世巨著"芬蘭啟示(Finnish Lessons)"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諸多關注。我手上的那本早已破損到沒救的地步，幾乎每一頁都被我用橘色的螢光筆劃記。從Sahlberg所經營的網站判斷，這幾天他本人似乎沒有時間去管芬蘭的事，因為他正忙著向北美的教師和政治人物宣傳芬蘭的教育之道。

他寫的這本書，最大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告訴我們當今的芬蘭學校到底做了些什麼，這個部分從國際評量就可以得到答案，而是他讓我們知道，芬蘭學校是如何獲致成功，以及未來芬蘭所要走的路。

Sahlberg告訴我們，芬蘭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有今日的成就。在1952年，芬蘭的學校和馬來西亞及祕魯的學校差不多。芬蘭人爭論了好幾年，才認清自己國家教育的平庸，即使不算差，但也沒有好到讓這個小國家得以在龐大的全球經濟市場立足。

接著，又經過了許許多多的爭論，芬蘭人終於決定，要讓國家生存下去絕不是靠著培養出學業超群的菁英，而是必須從平等著手，從北緯60度的赫爾辛基(Helsinki)，直到北緯69度的烏茨約基(Utsjoki)，確保所有的孩子都能進到學校，並且獲得同樣優質的教育。

然而，為了能夠在自由市場的世界生存，這些孩子也會在自由市場的體系裡學習。但他們將成為公民，而不是消費者；他們將與世界競爭，而不是和自己人競爭。

Sahlberg說，"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增進他(她)的福祉，一直持續到成年。直到7歲上小學之前，日間照護是每個孩子應享的權益，而且每個孩子在童年時期，是很容易接受到公共衛生的服務。芬蘭人將教育視為公共財，因此在憲法的保護下，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基本人權。"

芬蘭人在針對師資培育和教育哲學進行大幅修訂時，每一步都經過謹慎的研究和討論。Sahlberg警告說:"為了讓過程快一點，反而會把事情搞砸。"這點，北美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引以為鑑。

芬蘭(的改革之路)走了30多年，他們的孩子才開始宰制世界。自從師資培育法案在1960年代通過，1970年開始實施以來，新一代的教師均是從最優秀的學生中挑選出來，並加以培訓。縱使得益於社會大眾對教職的尊敬，但真正吸引優秀青年投入教職的則是教師的自主性，亦即每一所學校的教師都能自己決定教學的方法，教學的內容，以及評量學生的方式。

到底有多吸引人呢?人口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B.C.)相當的芬蘭，全國共有14所大學，其中就有8所開設師資培育計畫。每年有6600名申請者想進入這些師資培育計畫，但只有大約660名學生獲選。根據調查顯示，芬蘭年輕人，不論男性還是女性，都認為教師是理想的結婚對象。

Sahlberg坦承，芬蘭人自己對教育理論和教學實務的貢獻相對較少，他們多半都是從世界上最優質的想法和實務偷來的，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在內。雖然我們加拿大在國際評量的表現也不差，但仍落後給芬蘭人。他們採用這些偷來的實務，然後根據使用的結果加以取捨。

Sahlberg追溯芬蘭歷年的國際評量表現，自1960年代開始，芬蘭的表現都在平均水準上下，直到1988年的閱讀評量，芬蘭9歲至14歲學童的表現才名列前茅。到了1990年代，芬蘭學童的數學和科學表現高於平均水準。到了2000年，PISA首次舉行，包含了閱讀、數學和科學的項目，從那時起，芬蘭學童才有了上台的機會。

那次的成功不僅讓所有的人驚訝，也讓芬蘭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追求桂冠。芬蘭人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一個能夠盡力發揮每個人才能的公平社會，芬蘭學童的優異成績只不過是副產品而已。

Sahlberg指出，他的同事仍然對PISA感到懷疑，他說:"芬蘭的許多教師和校長對於國際評量和評比標準抱持著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教和學是個複雜的過程，他們都知道，想要量化他們的教學成效是很困難的。"

芬蘭人之所以會懷疑，很可能是因為源自於另一個更大的懷疑，那就是被Sahlberg稱為"GERM"的"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Sahlberg將GERM稱為"新的教育正統"，這個正統乃激勵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進行教育改革。GERM所提出的假設是，要想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就要透過國家(標準)課程，校際競爭，以及績效責任制。

Sahlberg表示，GERM促進標準化，著重核心科目，遵行既定的課程，引進企業界的思維，以及要求學校奉行高利害關係績效責任的政策。

在芬蘭，學校會彼此合作，而不是相互競爭。芬蘭學生一直要到16歲，才會碰到求學生涯中唯一的主要考試。雖然高利害關係測驗的整個思維被大多數的工業國所奉行，但在芬蘭卻淪為過街老鼠。

當學生進入學校就學，訓練有素的教師會帶領他們，個別地評量他們，適性地教導他們。這一切都要歸功於芬蘭極小的貧富差距，芬蘭家境貧困的學生只佔3.4%，相較之下，美國高達21.7%，加拿大為13.6%，至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有14.6%。

在芬蘭，每個孩子確實都能享受免費的午餐。提供特殊需求孩子特殊教育服務不必父母去爭取，因為這只不過是另一種服務的方式，盡早提供，以解決問題，並且讓孩子盡可能地加快進步的速度。芬蘭的教育全都免費，一直到研究所階段，甚至就連外國學生也是免費。芬蘭的教育支出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5.6%，儘管低於加拿大的6.1%，但芬蘭人卻做到了(上述各項福利)。

由此看來，"不列顛哥倫比亞教師聯盟(British Columbia Teachers' Federation, BSTF)"所要求的社會正義並非愚蠢的烏托邦美夢，他們只不過是想在和芬蘭一樣的環境裡教書，或者至少想要教出幾個和芬蘭學生一樣優秀的畢業生。

芬蘭人致力於在具有高度教育程度及創造力的勞力市場上，建構出一個平等的知識型經濟。所以，只要有好的想法，每所學校都會互相分享。芬蘭的教育工作者和高科技業者相互合作，如若業者過於自滿，就會予以譴責。芬蘭教育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常常會思考國家需要的技能為何，例如該部門在今年設立了一所藝術大學，以符合國家的需求。

Sahlberg認為芬蘭教育的未來並非特別寄望於高科技，他說:"芬蘭的學校必須對學生更友善，亦即更加朝向個別化的學習發展。所謂的個別化並不是說要用科技和採取個別學習來取代教師。的確，對芬蘭的學生來說，新的學校必須是個鼓舞人心的社群，而且也是個安全的環境，在那裡可以學習到一生當中必備的社交技巧。

因此，他認為芬蘭的教育並非就此打住，而是應該在未來提供學生個別化的學習地圖，同時減少以班級為本位的教學，多透過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搜尋資訊，發展人際社交技巧和問題解決能力，以及以創造力做為獲致成功的方針。

換句話說，芬蘭不只是要保持領先，更是要大幅地領先。他們的作法是讓學生做自己的主人，為自己和國家的未來做決定，而不是只有成為企業裡的一枚棋子而已。無論芬蘭人同意與否，這都是個雄心勃勃的想法。

Sahlberg說了一個關於芬蘭和瑞典兩國教育部長在1990年代初所發生的故事。當時，瑞典教育部長告訴芬蘭教育部長說，瑞典的教育體系將在1990年代末成為世界最好的教育體系。芬蘭教育部長的回答是，芬蘭的目標溫和多了。她說:"對我們來說，只要領先瑞典就夠了。"


作者簡介

Crawford Kilian為加拿大籍著名作家，於1941年出生於紐約市(New York City)，在洛杉磯(Los Angeles)和墨西哥市(Mexico City)成長，並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獲得學士學位，以及在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取得碩士學位。他在1963年至1965年間於美軍服役，而後在1967年舉家搬至溫哥華(Vancouver)，並在1973年入籍加拿大。1960年代末期，Crawford曾在溫哥華社區學院(Vancouver City College)擔任教職，1968年至2008年間，則在卡畢蘭諾大學(Capilano College)任教。截至目前為止，Crawford已出版了21本小說和非小說，並撰寫了數百篇文章，同時在知名網站Tyee上撰寫專欄。

(*本文獲原作者Crawford Kilian授權中文翻譯，本人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