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章部分內容改寫自筆者另兩篇文章"談促進溝通訓練的歷史及其給予臺灣的啟示 "和"促進溝通訓練相關議題之探討 "(此兩篇文章均已刊登)。
**承蒙Purdue University博士生許寧在資料蒐集上給予筆者大力協助，方使本文得以完成，特此致謝
一、潛藏的危險
這幾年，FC雖在國內的家長團體、教育界、聽語界及醫療界颳起了一陣旋風，吸引了許許多多的家長、教師、治療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加入打字溝通的行列，但也引起了不少批評與質疑的聲浪，這些爭議點無怪乎:個案打出的文字內容是否太過成熟?到底是協助者在打字，還是個案在打字?不過，筆者發現，在國內的許多爭議當中，無論是FC的支持者、觀望者，抑或是反對者似乎都輕忽了一個潛藏在FC過程中的危險性。
什麼危險呢?若各位沒忘記，筆者曾在"漫談促進溝通訓練FC(6)-協助還是控制 "一文中提到，在進行FC的過程中，協助者極有可能在"不自主現象(automatism)"的影響下左右個案的打字，正因如此，即使是自認為很小心的協助者仍有可能將自己的主觀意見投射在個案身上，而打出一些自以為是，但卻與事實不相符的內容，若是如此，能不危險嗎?
二、幾個國外的案例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FC的歷史吧!在許多推行過FC的國家，例如澳洲、丹麥和美國都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些身障者在接受FC介入之後，即在FC的過程中，打出親人對其性侵或家暴的內容，於是經由機構或學校單位向政府單位通報、舉發，最後還鬧上法庭，和個案的親屬對簿公堂[1],[2],[3],[4],[5] 。以下就舉幾個實際的案例給各位作參考:
[個案1]
個案係一名16歲的自閉症女孩，在接受FC的訓練後不久，即打出其和2歲大的妹妹遭受繼父和外祖父性侵的內容，結果她的妹妹在訪談中表示沒這回事，經過醫學檢查後，生理上並沒有顯示性侵的跡象，而且透過測驗後也發現，個案的認知能力遠低於打字內容，因此將該控訴撤銷[2]；
[個案2]
個案係一名智能障礙女性，在機構以FC打出其受家人性侵的內容，並由機構委任律師控訴其家人，結果後來在控制情境下針對個案及協助者進行測試後發現，個案係在協助者的影響下打字，故將控訴案撤銷，宣判個案家庭勝訴[4],[6]；
[個案3和個案4]
個案係二名自閉症青少年，兩人均透過FC控訴父親對其性侵，但經過醫學檢查後並沒有發現性侵事實，而且在實驗情境之下也顯示，個案無法經由FC做正確的溝通，因而將控訴案撤銷[5]；
[個案5]
個案為一名重度智障合併自閉行為的8歲男童，在機構接觸FC一個多月後，打出其受母親性侵的內容，於是機構立即通報政府機關展開調查。結果醫學檢查結果顯示，個案並沒有遭受性侵的跡象，而在政府機關安排下進行FC的測試結果也發現，個案僅能打出"是"和"否"，但無法打出如控訴內容一般長的語句，於是判定個案返回寄宿家庭[6]。
[個案6]
個案為一名唐氏症的8歲男童，在機構接觸FC一週後，即透過FC控訴其父親和姐姐對其性侵，結果經由醫學檢查結果顯示，並未發現個案遭受任何性侵跡象，且從訪談內容發現，個案雖能透過口語說出"是"和"否"，但對於許多身體構造的認知相當有限，不若控訴內容針對一些私密部位指證歷歷，因此裁決個案返回家庭[6]。
[個案7]
個案為一名視障合併自閉傾向的10歲女孩，在接受FC訓練後幾週，打出了受到母親男友性侵的內容，於是學校立即通知警方展開調查，結果醫學檢查結果並未發現任何性侵跡象，而且在實驗情境之下發現，個案的打字內容係受到協助者影響，於是將控訴案撤銷[7]。
三、可能造成的後果
以上的幾件控訴案，法庭均要求針對個案進行心理診斷、醫學檢查、訪談，以及臨床實驗，結果發現個案對其親友所作的控訴皆為空穴來風，且內容多半是在協助者的影響下所打出的，所以最後都被法庭撤銷[2],[5],[6],[7]。
然而，即使真相大白，但卻已對個案及家人造成嚴受的傷害[5],[8],[9]，有的個案被政府單位強制帶離家庭，安置在他處，結果造成個案罹患嚴重的憂慮症狀；有的家屬因被無辜栽贓而情緒低落，甚至鬧自殺；有的家屬被警方拘提，使其心靈及肉體遭受創傷；有的家庭成員為了打官司而弄丟了飯碗，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危機；有的家庭則因付不出高額的訴訟費用而瀕臨破產；有的家庭則在官司纏訟期間遭到他人異樣眼光的看待，致使內心受到無比的煎熬；有些即便事過境遷，但卻已在當事者的內心烙上永遠的傷痕。由此可見，FC並不只是教導個案溝通的教學行為，若處理不慎，很有可能會演變為訴訟案件，進而衍生出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的問題。
四、只要小心就萬無一失嗎?
或許有些FC的支持者會提出反駁:"只要小心一點，就可以避免類似的情形發生啊!"
如果真的只要小心就可以避免的話，何以會發生如此多的控訴案件?而且還跨區域、跨國家，難道那些協助者都與個案的親友(被告方)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不約而同地控制個案打出遭受性侵的內容，意圖嫁禍於人?相信絕對不是這樣的。但何以如此?筆者認為，可能有如下幾個原因致使協助者極易影響個案打出家暴或性侵的內容:
1.身障者多半是社會上的弱勢者，所以極有可能是受到家暴及性侵的高危險群[10],[11]；
2.社會上屢屢報導身障者受到性侵的案件，耳濡目染下，即認為身障者比一般人更易遭到家暴與性侵；
3.許多身障者的家庭功能不彰，家庭成員往往有失業、吸毒、有前科者，因此難免讓人將其與家暴、性侵聯想在一起；
4.有些身障者的恐懼閾值較一般人低，因此可能有一些過度的表現，讓人誤以為"事有蹊翹"[12]；
5.有些身障者會出現一些私密行為(例如玩弄生殖器)，容易讓人產生不當聯想；
若協助者被上述的其中幾項所干擾，又加上"不自主現象"的影響，就很可能會投射在個案身上，進而打出類似家暴、性侵等內容。
也正因協助者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形下，讓個案藉由FC控訴親人對其家暴及性侵，最後導致身障者個人、家庭，甚至社會遭受嚴重的傷害，所以許多學者專家及學術團體均提出嚴重警告，認為FC的使用無疑具有危險性，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13]-[16]；有的學者甚至呼籲FC使用者務必再三思考執行FC可能具有的風險，若不幸發生類似事件時，就應該肩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7],[18]。
五、走鋼索的行為
"難道這麼多的判例中，沒有一個案例是支持FC的嗎?"或許FC的支持者會如此質疑。
有!當然有!例如在Konstantareas的報告中即描述一名17歲的自閉症男孩控告其遭父母性侵和虐待，結果在人證及各項檢查的支持下顯示，個案確實有遭受性侵[12]。但類似的個案極為少數!
事實上，筆者認為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證實FC是否由個案所主導，亦即控訴的內容是否真是個案透過FC所打出來的，而是在於如下兩點:
1.這樣的程序是否過於耗費社會資源呢?
在以往的FC訴訟案中，只有少數幾宗宣判個案的打字內容有效，絕大多數都認定個案的打字內容無效，但我們看到的是，有多少家庭因為身障孩子在協助者不自覺的操控之下而毀於一旦，更有多少人因為這一再重演的戲碼，而從此視FC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而整個社會也為此而付出了多少的資源，結果到最後的代價卻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2.難道沒有比FC安全的方法可供選擇嗎?
我們去檢視FC的歷史不難發現，FC就像是一條橫亙在深谷兩端的鋼索，選擇FC無疑就像在走鋼索，有的人或許在顛簸當中順利到達深谷的那一端，但卻有更多的人為了越過深谷而失足喪命。20至30年前，或許沒有更好的選項可供參考，但時至今日，難道我們仍舊非得選擇這條充滿險阻而又危險的鋼索才到得了深谷的彼端嗎?
還是其實已經有更好的選項，只是我們不去選擇罷了呢?
參考資料
[1]Hostler, S. L., Allaire, J. H., & Christoph, R. A. (1993). Children sexual abuse reported by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Pediatrics, 91, 1190-1191.
[2]Howlin, P., & Jones, D. P. (1996). An assessment approach to abuse allegations made through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20, 103-110.
[3]Pilvang, M. (2002).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n Denmark: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Denmark. The Seventh Biennial ISAAC Research Symposium. Odense, Denmark.
[4]Prior, M. & Cummins, R. (1992). Questions about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tism.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2, 331-337.
[5]Siegel, B. (1995). Brief report: assessing allegations of sexual molestation made through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5, 319-326.
[6]Hostler, S. L., Allaire, J. H., & Christoph, R. A. (1993). Children sexual abuse reported by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Pediatrics, 91, 1190-1191.
[7]Bligh, S., & Kupperman, P. (1993). Brief report: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evaluation procedure accepted in a court case.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3, 553-557.
[8]Jones, D. P. H. (1994). Autism,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allegatyion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Abuse & Neglect, 18, 491-493.
[9]Howlin, P. (1994). Commentary-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 response by child protec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18, 529-530.
[10]Starr, E. (1994). Commentary-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 response by child protec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18, 515-527.
[11]Christina S. Meade,C. S., Kershaw, T. S., Hansen, N. B., & Sikkema1, K. J. (2009). AIDS Behavior, 13, 207–216.
[12]Konstantareas, M. M. (1998).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by nonverbal autistic people via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esting of vailidity. Child Abuse & Neglect, 22, 1027-1041.
[13]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1994).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Website address: http://www.asha.org/docs/html/TR1994-00139.html.
[14]BAAM (2012). Resolutions and statements by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medical, governmental, and support organizations against the use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BAAM Science. Website: http://www.baam.emich.edu/baam mainpages/ autism page .htm. Online date: 2012.05.27.
[15]Green, G. & Shane, H. C. (1994). Science, reason, and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 19, 151-172.
[16]Siegel, B. & Zimnitzky, B. (1998). Assessing ‘alternative’ therapies for communi- cation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t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2, 61-69.
[17]Sjoholm, B. & Sjoholm, M. (1994).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treatment abuse.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4,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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