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洋
(本文原刊登於2012國小特殊教育，54，p.12-22)
一、前言
近幾年，臺灣的教育界、醫學界、聽語界，以及身障家長團體似乎興起了一股促進溝通訓練（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 以下簡稱FC）的熱潮，相關FC的演講、研習及工作坊，由北至南相繼開辦。FC的出現，嚴然在許多低口語或無口語身障生的家長、教師、治療師及心理師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不過，FC是近幾年才有的產物嗎？究竟FC的來龍去脈為何？以及FC真的適用於所有低口語或無口語能力的身障孩子嗎？本文共分兩個部分，首先闡述FC的歷史發展，接著則是筆者總結FC的歷史發展，提出若干值得我國借鏡及省思之處。
二、FC的歷史
對臺灣來說，FC或許是這一兩年來的新產物，但FC早在上個世紀即已出現，綜合相關文獻，筆者將FC的歷史分為萌芽期、發展期、茁壯期、辯證期，以及平靜期等幾個階段，依序說明如下：
（一）萌芽期
何謂FC？簡單而言，FC係一種藉由協助者（facilitator）的手，或拉或扶著無口語或低口語身障者的手腕、手肘、手臂、肩膀或袖子，甚至以繩子牽引等方式，使其能運用食指，選擇物品、圖卡、字彙或字母，以達到與人溝通的技術（Biklen, 1990; Biklen & Schubert, 1991; Crossley, 1992, 1994, 1997）。不過，此種以肢體協助身障者溝通的概念，早在40餘年前，即有美國人Oppenheim、丹麥人Hansen及英國人Wing提出施行（Pilvang, 2002）。例如Oppenheim在1959年就開始以肢體協助的方式，教導其自閉症的孩子，用手書寫自己的名字、字彙及句子（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 1998; Oppenheim, 1974 ;Pilvang, 2002）；而Hansen亦從1960年代開始，以類似的方法教導自閉症孩童書寫，甚至協助孩童穿脫衣物、拼圖、繪畫等（Pilvang, 2002）。
1961年，Oppenheim發表了首篇以肢體協助低口語或無口語能力自閉症孩童書寫表達為探討主題的文獻（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 1998）。不過，可能是因為缺乏較多成功的案例，也因此Oppenheim的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廣大的迴響（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 1998）。10餘年後，Oppenheim將多年來教導自閉症孩童的經驗集結成「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autistic children」乙書出版（Oppenheim, 1974）。
（二）發展期
或許是受到Oppenheim的啟發，一位名叫Crossley的澳洲人從1974年開始，也採用類似的方法，在其服務的St. Nicholas醫院，教導低口語及無口語能力的身障者以手指打字與人溝通，並將此法定名為促進溝通訓練（FCT，一般則簡稱為FC），此乃FC的濫觴；只是 Crossley教導的對象為腦性麻痺者，並非自閉症者，且表達的方式為打字，而非書寫（Biklen, 1990; Biklen & Schubert, 1991; Crossley , 1994）。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Crossley宣稱有12名原本被鑑定為合併肢障及智障的孩童，因FC的介入而能成功地與人溝通，並表示這些孩童擁有和一般人不相上下的智商，甚至有些孩童的智商還高於一般人（Jacobson, Mulick, & Schwartz, 1995）。後來，Crossley的學生McDonald為了爭取自由，不惜與醫院對簿公堂，並在Victoria州最高法院的裁示下，承認其具有溝通能力，並在1979年允許其離開醫院（Jacobson, Mulick, & Schwartz, 1995）。
正當FC在澳洲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丹麥FC的使用者也傳出驚人的發現，亦即許多無口語能力的智能障礙者，開始用溝通板和打字機與人溝通；而一些原本具有暴力行為的智障者，也因為透過FC表達需求，而使其情緒受到控制；後來，當Crossley造訪丹麥時，即與當地的FC使用者進行交流，並給予FC使用上的建議（Pilvang, 2002）。1985年，Crossley進一步將FC運用於自閉症孩童，結果發現這些孩童可以表達出超乎水準的語句，過程中也沒有出現時態、文法以及代名詞混淆等自閉症者常見的錯誤（Biklen, 1990）。不過，由於醫院及政府當局始終質疑FC的溝通內容並非源於身障者（Biklen, 1990; Biklen & Schubert, 1991），因此反對的聲浪未曾間歇，而St. Nicholas醫院最後也在Victoria州政府的命令下關閉。
St. Nicholas醫院關閉後，Crossley遂在1986年創立了「尊重、教育、擁護、語言基金會（Dignity, Education, Advocacy and Language，以下簡稱DEAL）」，該單位係一所專門為低口語或無口語能力的身障者服務的機構（Ann McDonald Center, 2012），針對腦性麻痺者、自閉症者及智障者採用FC進行訓練。
（三）茁壯期
1989年，任職於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Biklen造訪DEAL，進行為期4週的觀察與訪談，然後在回國後，將記錄所得整理成「Communication Unbound: Autism and Praxis」乙文，闡述其在DEAL機構中，看到21名身障者運用FC與人溝通的過程與成效（Biklen, 1990）。結果該文甫一刊出即吸引各界的目光，在美國及加拿大造成轟動（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1998）。為了推廣FC，Biklen乃於1992年在雪城大學成立了FC的專責單位「促進溝通機構（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nstitute，以下簡稱FCI）」（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2012），並且至少有兩所新英格蘭地區的大學成為FCI的合作夥伴（Green, 1994）。
在FCI的運作下，有關FC的文宣及影片陸續出版，相關FC的研習營及工作坊亦相繼開辦，於是一時之間FC蔚為風潮，雜誌、刊物、電台、電視節目爭相報導（Green, 1994; Simpson & Myles, 1995），甚至美國自閉症學會（Autism Society of America）還為FC製作文宣，大力推廣（Siegel & Zimnitzky, 1998）。於是在DEAL及FCI的大力宣傳之下，FC的分布地區，遍及澳洲、紐西蘭、美洲（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歐洲（丹麥、芬蘭、英國、法國、德國）和亞洲（印度、日本）等地（Raising Children Network, 2011; Remington-Gurney, 2002; Sjöholm & Sjöholm , 1994; TMPP, 2012）。
（四）辯證期
雖然FC受到了各界的矚目，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然而猶如Crossley當初的情形一樣，批評與質疑的聲浪隨之而來。此乃因FC的實施係由一名協助者從旁協助身障者以手指打字，而這種透過他人提供肢體協助的溝通模式，往往讓人懷疑其溝通內容的真實性：打出的文字內容究竟是發自於身障者本身，抑或是協助者個人意見的投射呢？（Green, 1994; Moor, Donovan, & Hudson, 1993; Prior & Cummins, 1992; Simon, Whitehair, & Toll, 1996; Stock, 2000）類似這種質疑陸續在學術刊物上出現。因此，許多研究者乃投入實徵性研究，幾年內，針對FC所做的實證性報告猶如雨後春筍般，此撲彼起地相繼出版。
這些報告的屬性，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1.描述性報告，亦即以敘述的方式記錄個案能否在協助下進行溝通；2.臨床實驗研究，亦即採用雙盲或單盲設計，驗證身障個案是否受到協助者的影響；3.模擬實驗研究，作法類似臨床實驗，唯以一般人為對象；4.教學實驗研究，即採前後測實驗設計，探討個案接受FC訓練後的進步情形。結果支持FC成效的多半為描述性報告（例如Biklen & Schubert, 1991; Crossley, 1997）及少數幾篇實驗研究（例如Olney, 1995），而大多數的臨床實驗研究（例如Crews, Sanders, Hensley, Johnson, Bonaventura, Rhodes, & Garren, 1995; Montee, Miltenberger, & Wittrock, 1995; Moor, Donovan, & Hudson, 1993; Simon, Toll, & Whitehair, 1994; Simon, Whitehair, & Toll, 1996; Wheeler, Jacobson, Palieri, & Schwartz, 1992）和模擬研究（例如Burgess, Kirsch, Shane, Niederauer, Graham, & Bacon, 1998）均顯示協助者影響著個案的表達內容（例如Emerson, Grayson, & Griffiths, 2001; Konstantareas, 1998; Wenger, Fuller, & Sparrow, 2003），且教學實驗研究的結果也不支持FC的成效（Bomba, O’Donnell, Markowitz, & Holmes, 1996; 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 1998; Simpson & Myles, 1995）。
於是，包括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美國青少年心理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美國聽語協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加拿大自閉症協會（Autism Society of Canada）、密西根行為分析協會（Behavior Analysis Association of Michigan）等數個學術團體透過會議或網路串聯，陸續發表聲明，嚴詞批評FC缺乏實證根據，並警告使用者務須謹慎（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1994; BAAM, 2012; Green & Shane, 1994; Siegel & Zimnitzky, 1998）。
除了學術界對FC多所批評外，FC亦未受官方支持，其因在於許多身障者接受FC的訓練後，竟控訴其遭受親人性虐待，結果這些案件經由醫學檢查與臨床實驗後，多數均被證實為子虛烏有（Hostler, Allaiure, & Christoph, 1993; Howlin & Jones, 1996; Siegel, 1995）。有鑑於此，某些州政府法院乃禁止採用FC所做的證詞，即便未禁止採用，法院也有權要求以實驗方法驗證FC的成效，以決定是否採用其證詞（Konstantareas, 1998）。而包括美國紐約州智能障礙及發展障礙辦公室（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麻州智能障礙部（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Mental Retardation）等官方單位亦公開反對FC的施行（Green & Shane, 1994）。無獨有偶地，在這段期間，澳洲及丹麥也有類似的情形發生，最後也都因為查無具體事證，以及無法證實FC的成效而撤回告訴（Pilvang, 2002; Prior & Cummins, 1992）。
1993年，美國公共電視（Public Broadcast System, 簡稱 PBS）的Frontline節目播放「Prisoners of Silence」乙片，片中針對FC進行全面性地探討與論述，並在影片中呈現實驗的結果，以及訪談因FC被指控為性侵嫌犯的受害者家屬（Siegel & Zimnitzky, 1998），對FC採較為負面的評價。至此，FC的成效逐漸受到大眾質疑，而使其支持者大量流失（Edelson, Rimland, Berger, & Billings,1998; Pilvang, 2002）。
（五）平靜期
時至今日，雖然丹麥的FC在官方禁止下已近消失（Pilvang, 2002），美國、澳洲及其他地區的FC熱潮也早已消退，但Crossley及Biklen卻仍堅守著FC的信念，前者將FCI更名為「溝通與融合機構（Institute on Communi- cation and Inclusion，簡稱ICI)」，而後者亦將DEAL更名為「安麥克唐娜中心（Ann McDonald Center）」，繼續進行FC的訓練及推廣工作。
二、FC的發展給予臺灣的啟示
自從Crossley在1977年對外宣稱FC的功效，讓FC初次登場，直到Biklin於1992年成立FCI大力推廣，使FC在國際的舞台上占盡風頭。但是好景不常，繼之而來的質疑與批判排山倒海而來，甚至被外界冠上偽科學（pseudoscientific）的名稱，並將之拿來與聰明的翰斯（Clever Hens,即類似會算數的神牛）及通靈板（Ouija Board,即類似中國的扶乩和蝶仙）等名詞劃上等號（Green, 1994; Seigel, 1995; Stock, 2000; Wenger, Fuller, & Sparrow, 2003），使得FC的光環盡失。然而，30餘年後的臺灣，FC才正要上演，且與當初國外FC剛開始流行時的情形頗為雷同，不禁令人擔心臺灣是否也會重蹈國外的覆轍？因此，筆者綜合FC相關文獻，並加上自己的意見，提出如下幾點看法與建議，供各界參考：
（一）應讓FC的相關資訊公開化
雖然早在30餘年前FC即已在國外出現，但在臺灣似乎仍然是個非常陌生而新穎的技術，而且短短兩年內即在國內造成旋風，實務界熱衷的程度實屬罕見。而當筆者查找資料時，發現國內的學術期刊居然沒有任何一篇以FC為探討主題的文獻，著實令筆者感到詫異。兩相比較，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之間的落差竟如此之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或許是因為國內學術界其實早已聽聞FC，但因爭議過大，且不被國外學界所推崇，所以國內學者專家並沒有將FC引進國內；至於社會大眾，可能礙於語言隔閡及資訊取得不易（國內欲取得國外全文文獻及研究報告大多須透過研究單位的授權），因此對FC相當陌生。如今適逢某本提倡FC的外國書籍被國內出版商引進，加上某些醫界人士的推廣，一時之間造成家長、教師及臨床人員廣大的迴響與震撼。因此，學術界實應挺身而出，將國外FC的相關研究、文獻及評論公開化，以提供身障者家長更多元的資訊得以參考；實務工作者亦應加強國外FC相關資訊的蒐集和閱讀，對FC的來龍去脈以及實施上可能遭遇的問題有所梗概，如此方能在身障孩童家長詢問FC時給予適當的建議。
（二）應瞭解FC所根據的實證理論
近幾年，證據本位的實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屢屢在國內外期刊及學術會議上提出，亦即從事臨床工作者，在採用某種方法或策略前，應先了解其背後所具備的實證理論基礎（林惠芬，2009；Horner, Carr, Halle, Mcgee, Odom, & Wolery, 2005）。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更應重視實務與理論的結合，畢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若在不知為何而為的情形下，給予孩子不適當的策略，豈不是將孩子當白老鼠嗎？因此，如欲訓練身障孩子使用FC，家長或臨床工作者務必先了解FC所根據的實證理論為何，進而判斷其所持理論的合理性，以做為選擇FC與否的依據，如此方不致於人云亦云，霧裡看花，而導致無法彌補的後果。
（三）應證實打字內容未受協助者影響
如前所述，FC之所以備受外界質疑與批評，主要原因就是FC支持者未能提出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協助者並未將個人意見投射在個案的打字內容。雖然協助者在接受訓練時，均被告知務須屏除個人意見，協助個案詳實地打出其內心的話（Konstantareas, 1998）；Sonnenmeier（1993）亦指出，協助者務必謹慎監控FC的過程，尤應避免預先猜測；然而弔詭的是，採用雙盲實驗的研究顯示，當協助者與個案的題目不同時，個案打出的全都是協助者的答案，而非自己的（Montee, Miltenberger, & Wittrock, 1995; Simon, Toll, & Whitehair, 1994; Wheeler, Jacobson, Palieri, & Schwartz, 1992）；而當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協助者是否影響個案打字時，每位協助者卻都矢口否認，且篤定是由個案自己打的（Montee, Miltenberger, & Wittrock, 1995）。顯然，協助者並不清楚自己已然影響了個案，此即心理學上的不自主現象（automatism），亦即協助者會因為不自主的心理作用，不經意地將自身意見投射在個案身上，而從模擬實驗的結果中確實也證實這樣的結論（Burgess, Kirsch, Shane, Niederauer, Graham, & Bacon, 1998; Wenger, Fuller, & Sparrow, 2003）。總此而觀，若FC的倡議者希望家長及臨床工作者相信FC的效用，就應該採取諸如雙盲實驗設計等嚴謹的研究程序（Dillon, Fenlason, & Vogel, 1994），證實協助者確實沒有影響個案打字，並建立足以釐清誰是溝通者的機制，否則採用FC將非常危險而應該予以禁止（Gmradt, Vanderheiden, Huebner, Klund, & White, 1994）。
（四）務須瞭解採用FC可能造成的後果
從FC的發展歷程來看，無論是澳洲、美國或丹麥，均曾發生身障者透過FC控訴其遭受親人虐待的事件（Hostler, Allaiure, & Christoph, 1993; Howlin & Jones, 1996; Pilvang, 2002; Prior & Cummins, 1992; Siegel, 1995）。雖然這些控訴最後都被證實為虛構，然而卻已對當事者造成嚴受的傷害，比如身障者被社福單位強行帶走；無辜者被警方拘提；為了打官司而失去工作；高額的訴訟費用導致家庭瀕臨破產，以及遭到他人異樣眼光的看待和內心的煎熬等（Jones, 1994; Seigel, 1995）。有鑑於此，許多學者專家及學術團體乃提出嚴重警告，認為FC的使用無疑具有危險性，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1994; BAAM, 2012; Green & Shane, 1994; Siegel & Zimnitzky, 1998）。因此，家長及實務工作者在採行FC之前，務須再三考慮自己是否能承擔風險，以及若不幸發生類似事件時，自己是否能負起應盡的責任（Bligh & Kupperman, 1993; Sjöholm & Sjöholm）。
（五）應訂定FC適用對象的篩檢標準
在國內的一些FC研習會場，常會聽到講者表示FC適用於所有低口語及無口語能力的個案。然而，ICI的官方網站明白表示，FC並非對任何人有用（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 2012）；Crossley（1992）亦指出，FC適用於需要擴大溝通輔具，然其手部技能卻無法使語言接收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匹敵者；她並進一步表示，FC的成功使用者包括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例如唐氏症者）和輕度腦性麻痺者；然而她也坦承，FC並不適用於重度肢體障礙者。此外，雖然以往在控制下進行的實驗研究結果，大多對FC的成效持否定態度，亦即不認為個案能在協助下表達自己的意見（Burgess, Kirsch, Shane, Niederauer, Graham, & Bacon, 1998; Crews, Sanders, Hensley, Johnson, Bonaventura, Rhodes, & Garren, 1995; Montee, Miltenberger, & Wittrock, 1995; Moor, Donovan, & Hudson, 1993; Simon, Toll, & Whitehair, 1994; Simon, Whitehair, & Toll, 1996; Wheeler, Jacobson, Palieri, & Schwartz, 1992; Wenger, Fuller, & Sparrow, 2003），不過亦有極少數的實驗研究指出，個案所打的內容確實是自己的意見（Olney, 1995）；由此或可推測， FC確實適用於某些特定條件的個案。因此，FC倡議者實應透過嚴謹的實驗處理，證實FC確實對哪些條件的個案有效，從而訂定出FC適用對象的篩檢標準，而非全盤接收，來者不拒，否則可能平白耗費許多的人力與物力，卻仍得不到任何成效。
三、結尾
30餘年前，當FC在澳洲、美國及丹麥等地風行之際，臺灣並未趕上風潮；30餘年後的今日，FC才正要登上臺灣的舞台。然而，多數國人對於FC的認知或僅限於某本翻譯書籍，或僅囿於某幾場研習會的講演內容，實是非常有限。因此，希冀拙文的介紹，能提供國人對FC有某種程度的認識，並能從國外的經驗汲取教訓，將FC修改成適合本國國人的需求，如此，或許才能避免國內的FC陷入國外歷史的泥沼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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