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ong Chen原作
Bodong Chen / 2014-04-20
原文網址: http://meefen.github.io/blog/2014/04/20/finland-education-system/
重點摘譯:
想要評量一個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必說要評量一個教育體系。然而，OECD自2000年開始即透過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測驗世界各國15歲學生的知能，以評量各國的教育體系。
由於芬蘭在2000年的PISA表現相當出色，而且連續數年獨占鰲頭，使其教育體系廣受世界各國推崇、研究與效法。然而，芬蘭在2009年排名下滑，而且在最近一次舉行的PISA 2012，包括數學、閱讀和科學等3科的表現均退步，而使得某些芬蘭人感到憂心。
相反的，包括上海、香港、新加坡和南韓等亞洲經濟體都(在PISA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如今，上海的教育體系誠如當年的芬蘭，被世界各國所推崇。西方國家，尤其是那些在最近PISA退步的國家，正在找尋上海教育體系成功的竅門。
不過，教育學者Yong Zhao卻表示，(若因此而)認為亞洲教育體系有顯著改善，且已超越芬蘭的想法實在是天大的錯誤。他不僅批評PISA的結果將世人的注意力從芬蘭轉移到上海，甚至還笑稱，若想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力，就應該開始使用筷子，因為筷子造就出較佳的PISA成績。
和Zhao同樣生長在中國西南方的我，也有著相同的看法。就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學生的學業成績如此優異感到好奇的同時，他們或許並不知道中國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正在走下坡，也不清楚中國家長對學校教育體系的缺乏信任，以及教育不公平的現象日益嚴重。然而，很有趣的是，我看到了中國當局在這幾年效仿西方國家，致力於減少學生考試的負擔，但是西方國家卻是朝向更多考試及反覆練習的路走去，那條路，我稱之為"已被拋棄的中國之路(Abandoned Chinese Way)"。
因此，我非常高興在上個禮拜參加芬蘭教育家、學者，同時也是"芬蘭啟示(Finnish Lessons)"一書作者的Pasi Sahlberg的演講，聽他談談芬蘭教育體系和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GERM)的相關議題。
一開始，他清楚地告訴我們，他不想說芬蘭的教育體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也不是要告訴大家把芬蘭模式套用在自己的國家上面。他告訴我們，為何芬蘭人對學校體系如此信任，而且對學校的信任也不是出於PISA的表現。
芬蘭一流高中的畢業生會選擇從事教職是眾所皆知的事。Sahlberg以他自己的故事為例，他的姪女在高中的表現相當優異，在她畢業時，她提出了申請，想加入師資培育計畫，但是在面試的時候，針對"為何妳想選擇當老師?"這個問題，她給的答案未能獲得評審青睞，於是被拒絕了。想加入師資培育計畫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根據Sahlberg的說法，在8500個申請者中，只有750個申請者獲得機會。
在芬蘭，想成為教師，通常必須經過5到6年的培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擁有學術型的碩士學位，主修的科目是教育或特殊教育，同時也修讀數學或生物等特定的相關學科。此外，參與師資培育計畫是全程免費的。
根據Sahlberg的歸納，芬蘭師資培育有以下幾個關鍵的成分:
1.在高階的(學術型)大學進行培育計畫；
2.務必取得研究型的碩士學位；
3.各科系堅強的師資；
4.臨床實習學校由大學負責運作。
接著，Sahlberg提出了幾個人們對教育改革常有的錯誤觀點:
錯誤觀點1: 提高教育品質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教師。
他指出，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背後有著非常多的成因。首先，芬蘭人對國家的教育擁有共同一致的願景。他們致力於為每一個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而非努力於塑造一個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很少國家會有這樣的教育願景。其次，芬蘭擁有一個非常公平的社會。他舉證說明，(社會的)不公平似乎與學生的成就呈負相關，亦即社會的不公平指數愈高，學生的成就愈低。而當社會的公平性提升，那麼根據學生表現所做的評量結果，就會呈現出該國教育體系的品質趨於上升。其三，芬蘭在各領域的表現都相當出色，在諸如經濟競爭力指數，(善待)母親指數和幸福指數等用以衡量社會的許多指標都表現不俗。
這些因素讓我們知道，何以Sahlberg對於所謂的"芬蘭之路(The Finnish Way)"充滿信心，這條路著重的是合作、個性化、信任本位的責任制、公平及專業資本。相較之下，GERM所走的路是強調競爭、標準化、考試本位的績效責任制、做選擇(包括擇校、上網學習)和人力資本。
Sahlberg警告道，GERM正在世界各地蔓延，而且對於教育體系的改進已產生了不良後果。
錯誤觀點2: 教育體系的品質未能優於個別教師的素質。
Sahlberg拋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問我們說:"如果芬蘭最好的老師到貴校任教會如何呢?"為了幫助老師的教學精進，(一國的)文化與政策就必須正確。因此，他敦促各國的教育改革者務必思考，在增進人力資源(師資培育)的同時，也應該思量以下兩個面向，其一是社會資本，另一是決策資本(decisional capital)。若要使一國的教育體系得以提升，那麼這3個面向就必須同時提升。換句話說，一國教育體系的品質能否提升，並非取決於教師，而是端視於這3個面向的共同結果。
此外，他還說教育就好比打曲棍球，必須共享責任及領導才能出奇制勝。所以，芬蘭給我們的啟示是，只要教師能互助合作，就像一個團隊一樣，那麼一國教育體系的品質絕對可以優於個別教師的素質。
最後，在發問時段，有人舉出美國紐約公校禁止學生攜帶手機到學校的例子問說，芬蘭人如何在學校教育中處理數位學習的問題。對此，Sahlberg表示，芬蘭是世界上科技設施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因此極少遇到數位落差的問題。然而，芬蘭的學校並沒有廣泛地使用數位科技。根據歐盟最近所做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歐盟各國中，雖然芬蘭學校擁有極高程度的資訊科技設備，高速度的頻寬和連線速度，但是芬蘭教師使用資訊科技的頻率卻不高，只有11年級教師的使用頻率高於歐盟平均，至於學生使用的頻率則是全都低於歐盟平均。雖然教師操作資訊科技的自信程度低於歐盟平均，但奇怪的是，使用社交媒體的自信程度卻高於歐盟平均。至於學生操作資訊科技的自信程度，除了高職11年級學生低於歐盟平均外，其餘均持平於歐盟平均。
他認為，芬蘭教師之所以不採用資訊科技，主要是因為採用先進的科技，將不利於教學的進步。因此，運用愈少的資訊科技，將使教育準備更趨於專業，進而幫助教師更清楚地瞭解到什麼才是對課堂最有效的。
對於Sahlberg的演講內容，我有幾個不同的看法。首先，他採用學生的成就和公平性這兩個變項的相關性做為評論GERM的證據，但卻忽略了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等其他可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因素。如果沒有針對這些可能用以預測教育表現的因素加以控制，而只是使用簡單地相關性結果，那麼可能證據不足，更可能有誤導的可能。
其次，關於採用PISA的成績來證明某國教育體系的成功與否這一點，我也頗有微詞。儘管人們會說，PISA是世界上運用最廣的評量，但在我聽來，這實在是很諷刺，因為芬蘭不也是和那些採取GERM的國家一樣，都是因為PISA的成績優異而被譽為成功的教育嗎?
對我來說，芬蘭如何設法同時保有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源和決策資本，抑或芬蘭的教育體系是如何發展其專業實力，以及健康的道德觀，進而使自己免於受到GERM的感染，這才是我感到興趣的部分。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Bodong Chen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教育與人類發展學院(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課程與教學系(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的助理教授，專攻領域包括學習技巧、學習分析和知識建構。
(*本文取得原作者Bodong Chen博士的中文授權，本人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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